许可中止制度的核心在于有效期的暂停计算，适用于被许可人无过错的情况，即非因被许可人原因导致的许可无法持续实施。

当事人未约定的，以立法规定作为补充。[21]即使认可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也因行政机关负有合义务裁量的法定义务，其裁量决定不能越出客观法律规范的射程。

[22]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3.行政机关单方解约争议的诉讼救济类型 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约权引发的争议适用何种诉讼救济类型，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并不能作出清晰判断。[9]陈淳文：《论法国行政契约法上之单方变更权——以德、法法制之比较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2005年第2期。对此问题，国内学理并未给予充分的注意。本文在此处所讨论的单方解约作为公权力行使行为与协议合意性质相冲突的观点仍能够成立。

[17]江嘉琪：《行政契约关系与行政处分之容许性》，载《律师杂志》2004年第303期。理论上讲，如果认可行政协议的成立基于当事人的平等协商，即应当承认当事人地位平等、意思表示对等作为该种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第一种目标模式是通过公布宪法尽速稳定国家政治秩序，宪法发挥政治宣告、组织国家机构并授予其权力的功能。

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第一，作为专门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不可能平行乃至超越全国人大常委会，它要经常性地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30]按照《选举法》第58条，主持选举的机构要对破坏选举行为进行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则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的审查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44]这一方案的要点在于任何法院均可直接提出审查建议。二是对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情况，包括是否存在合宪性问题、处理建议等。

（三）程序性规范 程序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是联结在一起的，每项权力的行使都要按照确定的程序规则进行，权力性规范往往蕴含了程序的要求。这表明，备案审查程序可以引发对法律以及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在宪法解释活动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面临四种涉及合宪性审查的情况。而对宪法宣传来说，公开的合宪性审查就是最好的宪法理念普及。

法律草案审议完成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向大会或者常委会提交的审议结果的报告或者修改意见的报告中，应当增加草案的合宪性作为固定和专门的一部分内容，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一是草案与宪法的关系，包括所依据的宪法条款、对宪法精神的具体化情况。解决该矛盾需要理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法工委的关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基本功能也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从而维护法治和政治秩序的稳定。[34] （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 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按照宪法的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由全国人大设立并受其领导，职责是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从制度成长的角度来说，最高法院移送机制应当成为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要方式。与选举活动类似的，在任命和罢免行为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亦应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上述职能。

审查发现5件司法解释存在与法律不一致或者其他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处理意见。需要明确的是，专门委员会是人大的重要工作机构。

其二，除非认为法律确属合宪，否则不能以合法性审查替代合宪性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等工作的专门委员会，而非修宪者新创设的宪法监督机关，它要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在全国人大闭会时接受常委会的领导。起草部门如果不接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明理由。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三种主要的宪法监督模式中，监督选举活动的正当性、审查选举争议并作出决定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宪法自身的逻辑，通过增加组织机构来具体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权成为基本共识。对此，一种颇为恰当的解读是：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通过行使自律权维护合宪秩序的使命，其在提高了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通过‘门槛的同时，强化了该机构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的责任。

对于如何发挥法院的优势和潜力，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方案。基于此，目前设立在法工委内部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应当接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

第100条规定，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委员会有权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说明情况。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落实好《机构改革方案》和《宪法法律委职责决定》为其赋予的法治使命？换言之，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责要求，应当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来转化为日常实践，从而使宪法实施赢得持续的生命力？ 本文认为，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新增的各项工作职责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具有关键意义。

这并非因为法规类文件不存在合宪性问题，恰能表明要求审查机制的运行不畅。三是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8条，增加一款规定，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针对宪法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

所谓合宪性审查，就是特定机关对立法等公权力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予以审查判断并相应处理的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凡有合宪性疑问均要交由常委会乃至大会议决，既会增加文本往复的时间和组织成本，也使得争议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还可能带来草案起草部门在主动追求合宪性方面的怠惰。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如何履行好合宪性审查职责这一核心命题来深化讨论。这使得宪法在那些有法律规定的领域实际上被架空。

[37]大会与常委会之间存在制度张力其实是必然的，客观上也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成立之初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在两种价值的平衡中保持运行的持续性。[16]因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能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名义对外开展宪法监督，不能自行对相关规范性文件作出修改或者撤销的决定。

宪法委员会未能成功，主要原因是无法解决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高低的关系。当以合法性标准审查下位法时，如果认为法律和下位法存在抵触宪法的可能，应一并对该二者是否合宪予以审查。

二是针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目标是督促其充分及时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在宪法法院模式中，按照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选举、公民复决、部长弹劾等行为的正当性均属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

在各类主体中，作为经常性的法律适用机关，法院是最有能力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的国家机关。如果下位法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则应直接审查下位法的合宪性，并审查是否构成立法不作为。第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直接与最高法院建立合宪性审查的移送接收关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秩序目标事实上存在张力，往往此消彼长。

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开展合宪性审查时，需要以全国人大的立场和标准对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进行日常的预防性监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责需要在组织、权力、程序、责任等环节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更好发挥公民监督的角度来说，可以考虑将工作机构的研究由实质审查改为形式登记，即建立审查建议的登记制，除明显不符合形式要求的外，审查建议均要送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在这一问题上，《立法法》第99条第3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第100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实际上使法工委分享了有关专门委员会乃至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的权力。

对于存在合宪性疑问的草案或条款，可以建议大会或者常委会逐条审议、单独表决。[32]这一主张恰当地指出了两种审查标准的主次之分，但有两点需要注意。